2001年7月的一天，拉里·佩奇(Larry Page)决定解雇谷歌的项目经理。所有的项目经理。

当时的拉里·佩奇还是一个年仅22岁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这距离他半夜想到一个主意仅仅五年时间。根据这个主意，他可以下载整个互联网，查看不同页面上的链接，进而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查看全世界的信息。

佩奇当天晚上写成的代码成为一种算法的基础。他称之为PageRank，并将其用于支持一种全新的互联网搜索引擎BackRub。但这个名字并没有使用多久。

到2001年7月，BackRub被更名为Google，而且发展得很好，拥有了数百万用户，获得了不少知名投资者青睐，另外还有400名员工，包括数名项目经理。

解雇项目经理

1999年谷歌员工合影

与大多数创业公司一样，在第一年的谷歌，公司CEO佩奇与工程师之间没有任何管理层级。但随着公司的发展，CEO与工程师之间新增了一层管理者，他们可以见到佩奇和谷歌其他高管，然后给工程师下达命令和截止时间。

佩奇讨厌这种格局。他认为谷歌只应聘请最优秀的工程师，过多的监督层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构成阻碍。他甚至怀疑谷歌的项目经理们引导工程师偏离对他个人非常重要的项目。例如，佩奇曾经制定计划，想要扫描世界上所有图书并使其在互联网上搜索可得，但几乎没有人从事这个项目。佩奇将其归罪于项目经理。

他提出了一些大幅的精简措施。所有的谷歌工程师将不再向项目经理报告工作，而是向新聘请的工程副总裁韦恩·罗辛(Wayne Rosing)汇报，而罗辛将直接向佩奇汇报工作。

道格拉斯·爱德华兹(Douglas Edwards)撰写的关于谷歌早期内部观点的著作《我很幸运》(Im Feeling Lucky)披露，当时谷歌的人力资源主管史塔茜·苏利文(Stacey Sullivan)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女性，她认为佩奇的计划太疯狂了。“人们在遇到问题时需要有人去解决。”她说。

佩奇没有理会她。

佩奇与布林

苏利文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那年3月份，施密特担任谷歌董事长。所有人都预计，只要他离开Novell CEO的全职工作，就会担任谷歌CEO。

施密特同意苏利文的观点，佩奇的执行教练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同样如此。所有人都称坎贝尔为“教练”，是因为他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教练，他仍然像在场边指挥比赛一样边走边说。

正如史蒂芬·列维在自己的作品《In the Plex》里所说，有天晚上，坎贝尔与佩奇就他的计划发生了争执。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坎贝尔把工程师一位接一位地叫到佩奇的办公室，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位又一位工程师告诉佩奇，他们确实要一位经理，这个人可以结束他们的分歧，并给团队指明方向。

但佩奇已经下定了决心。

施密特可能是苏利文寻求帮助的最糟糕对象。佩奇从来没有支持聘请施密特或者任何一位CEO，只是谷歌投资者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

不久之后，施密特似乎成为佩奇实施计划的障碍。但当时候是2001年7月，施密特尚未正式担任谷歌CEO，因此佩奇的计划得以实施。佩奇要求罗辛代表他宣布这个消息。

当天下午，大约130名工程师和数名项目经理聚集到一起。谷歌的办公室隔档错落有致，沙发等家具是从其他失败的创业公司里淘来的廉价货。这些人就站在佩奇办公室外面。

最后，戴着眼镜、秃顶的罗辛开始说话。他解释说工程部门将进行重组：所有工程师将向他报告工作，所有的项目经理将被解雇。这个消息没有引起积极的反馈。项目经理们都惊呆了，他们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告，而且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被炒了鱿鱼。

工程师们要求一个解释。佩奇做出了解释。他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用标志性的平缓、机器人式的语调，佩奇解释说他不喜欢由非工程师来监督工程师。工程师们不应接受科技知识有限的经理们监督。最后，他说，谷歌项目经理们的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

佩奇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漂到别处，避免与他人直接接触。尽管他的身高高于平均水平，一头黑发令其外表英俊，但他在社交场合显得很腼腆。

这个消息遭到了大量的抱怨。最后，房间里一位名叫罗恩·道林(Ron Dolin)的工程师开始向佩奇发难。他说，全体大会并不是进行业绩评估的场合，佩奇的所作所为“非常荒谬”，“一点都不职业”。

“太扯了，”一位当时在场项目经理后来说，“我感到很受侮辱。拉里当着全公司的面说我们不需要经理，说他不喜欢我们。他的话伤害了很多人。”

最后，裁员并没有进行下去。佩奇那天想要截掉的项目经理全都转到谷歌日益发展的运营部门，由乌尔斯·霍兹勒(Urs Hozle)领导。佩奇的重组也没有持续太久。尽管一些工程师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成果丰硕，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项目所需资源并没有保障到位。重复冗余问题出现。工程师希望得到反馈，并想知道他们的职业生涯会如何发展。

最后，谷歌再次开始招聘项目经理。“我尽全力解释管理的真正价值，你可以为如何管理定一个基调。”史塔茜·苏利文在《我很幸运》一书里回忆说，“希望拉里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谷歌的乔布斯

到2001年8月，施密特卸到了自己在Novell的全部职责，成为谷歌CEO，也就是对佩奇和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进行所谓的成人监护。

很长一段时间，拉里·佩奇感觉很不开心。

每个人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故事，知道他被自己创立的苹果公司解雇，流亡几十年后又回归并拯救了公司。但很少有人理解苹果董事会和投资者当时解雇乔布斯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在职业生涯早期，乔布斯非常任性和自私，容易造成破坏。离开苹果之后，他才知耻而后勇，在Pixar取得了第二次成功，进而成为一名成熟的领袖。回到苹果之后，他带领苹果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

拉里·佩奇就是谷歌的史蒂夫·乔布斯。与乔布斯一样，佩奇也有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但佩奇一直是公司真正的梦想家和推动力。就像苹果投资者将乔布斯扫地出门一样，谷歌投资者也没有满足佩奇的意愿，迫使他聘请一位CEO实施成人监护。

后来，两个人都经历了长时间的迷失。史蒂夫·乔布斯的流亡形势更加严峻，但佩奇也在几年时间里没有涉足谷歌的日常工作。与乔布斯一样，只有在经历了长时间流亡后，佩奇才能够成熟起来，了解到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后来，与乔布斯一样，佩奇带着雄心壮志与坚定决心回归公司。

管理原则

谷歌成立于1998年9月4日，也就是佩奇在梦里构思出用内置链接进行网页排名的想法之后两年。他自己担任CEO，他最好的朋友谢尔盖·布林被任命为联合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经常被历史遗忘。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有两位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Facebook有四位联合创始人。

谢尔盖·布林是一位与佩奇截然不同的搭档。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相识，当时布林非常外向和精力充沛，教授们都知道他喜欢不敲门就直接进入办公室。

在佩奇的创业公司发展为国际科技公司的过程中，布林提供了谷歌必需、但佩奇缺乏的外向性格。布林擅长战略和品牌，以及发展谷歌与其他公司的关系。他是佩奇的合作伙伴，最后成为兄长。

尽管谷歌经常被看作是布林和佩奇这两位计算机天才的产物，实际上谷歌是拉里·佩奇的创造物，谢尔盖·布林只是帮手。

佩奇和布林为成立这家公司从好友和家里筹集了100万美元，并从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搬到了租来的车库。

到1999年2月，这家创业公司的发展规模已非车库能容纳，于是搬到了位于加州帕洛艾托(Palo Alto)一个自行车商店楼上的办公室里。七个月之后，这个办公室的规模也不再够，于是公司又搬到了山景城附近距离高速公路几英里的一个办公园区里一座毫无特征的楼上。

在这座楼外面的一片柏油停车场，有一个黄色警用胶带标识的区域，佩奇、布林和谷歌其他员工在这里玩滑轮曲棍球。他们的游戏是全身体接触，因此员工们都戴着护具，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定是汗流浃背，有时候还会有出血和淤肿。“在场上对抗创始人的时候，没有人会收敛一点。”道格拉斯·爱德华兹写道， “你玩得越激烈，赢得的尊重越多。”

在这座褐色大楼内部，游戏要激烈得多。是的，这里为所有员工提供免费食物，以及一位现场按摩治疗师。另外还有色彩明亮的餐厅和沙发，整个区域看起来就像一个幼儿园和大一新生宿舍的混合体。

但是对于佩奇的员工而言，在谷歌工作就像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文答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饱读圣贤书的人才随时想要与你辩论。佩奇曾经每天与布林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也是他们关系发展的方式。他们的辩论并不是相互争吵，而是一方陈述观点，然后另一方陈述，很少有打断对方的情况发生。佩奇会说布林的想法很愚蠢，布林则会说佩奇的主意太幼稚。他们相互都会称对方为混蛋。

佩奇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与布林的关系因为这些争论而有所恶化，因此他也用同样未经任何修饰的方式与其他谷歌员工进行沟通。佩奇曾经对满屋子的谷歌首批营销员工说，他们的职业就是建立在说谎的基础之上。

佩奇还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想法。如果他的眉毛会上扬，说明他认为你的想法很愚蠢。如果你说了一些让他感觉愤怒或不舒服的话，他会用更加平静的语调回应，而且说话的时候绝对不会看着你。

佩奇因为缺乏社交技能而带来了不好的名声。产品演示时应用程序加载过慢也会令他咆哮如雷。

佩奇鼓励公司高管像他和布林那样相互挑战。在新招聘员工的见面会上，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经常会挑起一场关于企业或产品决策的论战。然后他们就静静坐在一边，观看下属们相互之间的争论。只要任何一个论点说到了点子上，佩奇就会说：“我不想再听下去了。就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他是个专制的统治者，而是说明他与人沟通靠的是想法，而不是感觉。

谷歌早期的人力资源主管希瑟·凯恩斯(Heather Cairns)还记得有一次遇到佩奇在下班后与谷歌清洁工专心致志地聊天。随后她问佩奇，他们如此严肃地都聊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我想知道每个人工作的情况。”随后他详细回忆了这位清洁工的方法：把空垃圾袋放到垃圾桶底部，这样就可以方便地更换。“这种方法非常有效，”佩奇肯定地说，“他这样做可以节约时间，我也从中学到了东西。”

在社交上，佩奇就像个孩子。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他能够借外部事物与他人交流：对未来的构想，超酷的技术。在谷歌，他仍然用这个层面的东西与员工交流，却忽略了情感沟通。

在被问及他管理公司的方法时，佩奇曾经对一位谷歌员工介绍说，他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就是将其简化到二选一，然后选择最佳答案。无论此举会带来什么附加损害，他都能接受。

佩奇在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之后，前往斯坦福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当时他认为自己需要在学术与创建公司之间二选一。选择前者意味着放弃成为发明家的机会，但创建公司将迫使他以自己不喜欢的方式与诸多人打交道。在谷歌的前几年，他在两个方面都游刃有余：既能开发出数百万人广泛使用的产品，又培养了专注于理念和成果，而非细微情感的人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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