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刘作虎曾经有过一次被遗弃的经历。他性格腼腆，不爱高谈阔论，也极少吐露那段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在深圳，他告诉了我这个秘密：父亲中风卧病在床18年后，母亲选择带着大姐出走，当时自己才13岁。现在40岁的刘作虎还记得母亲离开之后的第一次年夜饭，正是那顿饭让他察觉到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我、父亲、二姐3个人坐在一间家徒四壁的屋子里过节，冷清清的，在过年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捂着被子哭。”原本的小康之家变得异常贫穷，刘作虎的青春期是在土豆、毛豆、萝卜干的陪伴下度过的。他调侃，自己不够高是因为童年缺乏营养所致。

另一个在创业后还反复被他记起的故事发生在17年前，当时，就读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刘作虎以年级第二的成绩被保研，但因帮人替考被校方通告。看到“取消保研，留校察看”8个字的时候，刘作虎感觉自己要被学校开除，脑袋里全是“背着褥子滚回老家的画面”，瞬间情绪失控，趴在宿舍床上哇哇大哭。

这个跌入谷底无法翻盘的画面一次次像重锤一样敲击着这名从湖北汉川走出的小镇青年，以至于在他创业最艰难阶段的每个早晨，他都会想起那段经历并感到痛苦。

被遗弃、孤独、极度恐惧失败和饥饿的经历并没有让刘作虎成为一个脆弱的人，反而使他的性格更加坚毅。不过在面对一些重大抉择和潜在危险时，他会显得更加保守和小心翼翼。

他不愿冒哪怕是“百分之一”可能的风险，在他看来“百分之一的风险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他也拒绝过在别人看来是天大利好的生意，比如，韩国第二大运营商给刚刚创立不久的一加公司开出过40万元订单，但他说：“哪怕别人拿着现金找我，这笔生意也不做，万一人家半途不要了，我的公司就会死。”

此后的采访中，我一再向刘作虎求证，童年和大学时代的经历是否对他日后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产生影响，他并没有给我正面回答。但事实是，在他创业的日子里，那些不开心的经历一次次的提醒他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如第二天，事业全毁了，我还有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勇气；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不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恰恰好先生

10月12日晚7点，印度班加罗尔，在《经济时报》主办的科技论坛上，刘作虎作为创业先锋发表演讲。上台前，刘作虎觉得自己手心冒汗，背了二十多遍的演讲稿一片空白。心想，别人上去都脱稿，自己拿着稿子岂不是很丢人，毕竟这是一场面对印度本地观众的电视直播。直到发现麦克风下有放演讲稿的提示台，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印度“经济时报创业公司大奖2015”颁奖典礼上，刘作虎作为嘉宾围绕一加在印度市场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做了演讲

旁边美国社交软件Snapchat的创始人伊万斯·皮格（Evan Spiegel）神态轻松，时不时跟名模女友米兰达·可儿（Miranda Kerr）耳语几句。作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经济时报》主办的这场科技论坛名流集聚，而在这份报纸对此次论坛的预告里，刘作虎的头像甚至比伊万斯·皮格大了一倍。

在中国，他和他的创业公司尚处于一个表现平平的状态；在印度，他则真实地感受到作为明星公司老板的待遇。尽管如此，这种荣耀也只让他的语气兴奋了几秒，随之又恢复成以往一贯冰冷、坚硬的语气。他说，突如其来的关注让他“压力很大”。

这份大约5分钟的英文演讲稿，刘作虎在此前三四天的碎片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准备，前一晚临睡前还跟着公关录好的录音练习了半小时，总担心自己的中式英语出丑。在最开始发言的20秒里，讲台上，两个交叉的麦克风正好挡住他的脸，他几乎很少抬头，语调略带颤音，直到看到台下很多观众都对他的演讲抱以友好态度时，才逐渐抓住演说的节奏，把一加对于印度市场的战略、产品的发展规划一一讲完，并适时地感谢了所有该感谢的对象。

演讲前，刘作虎和其他出席嘉宾闲谈

发言稿沿袭了他以往的风格——严肃、不讲故事、以理念为主。他确实不是那种有感染力、很擅长社交的人。在巨星名流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低调节制，刻意避免引起别人注意，习惯不断酌量、观察和吸纳信息。

过去一年，这位40岁的CEO出现在这种公众场合的频率越来越低，微博、朋友圈的更新速度几乎以月为单位。

在中国的微博上，雷军的粉丝数量是1252万，罗永浩有1272万粉丝，刚刚进入手机市场的周鸿祎也拥有1075万粉丝，他们中的一些人很早就是微博大V，习惯在公共舆论场中发言，一些人因为语出惊人而被大众牢记。

刘作虎拥有的微博粉丝数与这些CEO相比毫无优势，只是他们的零头——159万，一个挺没特点的数字，不够多，甚至也不够少。他自认口才欠佳，语速平稳，不带情绪，习惯说服人而不是感染人。比之于出席社交圈内活动，他更喜欢和产品经理们待在一起。公开场合，他避免谈及风口，认为风口就是投机主义，他也不喜欢《从0到1》——由彼得·蒂尔撰写的、被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们视作经典的创业读本，因为这位硅谷创投人总喜欢教人以“All in”的方式对待创业。而另一位硅谷企业家本·霍洛维茨以血泪经历写作的《创业维艰》则被他反复推荐给下属阅读，以此提醒自己和下属，创业每天都是坑，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别抱太大幻想，也别有点成绩就嘚瑟。他对险中求胜的创业故事更没什么好感，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确保“公司活着”。

两年前，他辞去OPPO副总裁，创办了一加科技。当媒体们抱着极大兴趣等待他能给出一个足够有感染力的创业起因时，他却老老实实地回答：当时OPPO面临互联网冲击，老板陈明永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做一个互联网新品牌，他觉得可以，但向老板提出唯一的条件，要做就要和OPPO分开做，独立成立新公司。这不是向老板要权，而更像一次破釜沉舟的举动，他觉得，“不能让员工感觉有棵大树靠着，大家没有斗志。”

与老板谈完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决定出来创业，“说干就干。”他强调，创业也是一份工作，只是压力责任更大而已，他拒绝给创业本身涂抹太多理想主义色彩。

一加1出货量达到100万台的时候，多家媒体追问他作何感想、是否开心，他的回应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还好，压力更大了”。记者再问，“为什么你能这么快占据市场一定份额”，他说产品，然后从产品材质、外形、屏幕、软件，一路说到包豪斯设计，听得大家云里雾里。

有人赞叹他早期布局海外市场的精明战略，他笑笑，又跟人解释，哪有那么精明，最早想在海外做口碑，国内做销量，试试发现海外不错，才开始发力。

这与很多企业家成功后重新包装甚至神化自己以往的经历不同。在深圳一加公司总部脑暴会议室，刘作虎反复跟我强调，自己的创业来自于反复试错，“肯定没有一个宏伟的蓝图或者模式，你做新产品，一开始对市场其实没有底，不是你一拍脑袋觉得这样好，就真能行得通的。”

在采访他的很多媒体记者看来，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甚至有点老派的商人，为人正直，却也缺乏情趣。

他的印度合伙人维卡斯（Vikas）委婉地告诉我，他希望自己的老板在性格上更具侵略性一点。刘作虎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次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自我调侃：“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人，很多媒体说采访完不知道怎么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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